这是个不彻底的办法，明明是敷衍公事。照此办法，不仅不能在制钱上生利，而且先要垫本三百万，三年以后，方有收回之望，这是什么算盘。

这天是十一月十六，天不亮就有人赶到刑大狱去跟唐炯诀别。他虽是斩监候的重犯，却住的是刑“火房”自己钱，整修得颇为清洁，左图右史，瓶吐艳，其中，谈得久了会使人忘记是在狱中。然而这两间“舍”能不能再住，已无法猜测。唐炯两年住下来，一几一榻都生了情，所以不但对泪婆娑的客人，无以为怀，就是屋中一切，亦无不挲留连，不忍遽别。

所苦的是贵州在朝中没有什么煊赫的大员，这番可为唐炯死生的建议，很难上达天听。他的故旧至好，只有另走门路，先是托阎敬铭，而阎敬铭慈眷在衰落之中，自觉建言碰个钉，反使别人难以说话，所以指转恳醇王。谁知醇王也怕碰钉。李鸿章、左宗棠、丁宝桢都曾为唐炯乞过恩，请弃瑕录用，结果这些奏折或附片都留中不发，可以想见慈禧太后对此人如何恶痛绝！越来越小心谨慎的醇王，当然不肯手这个闲事，因为当初主张重惩唐炯、徐延旭的，就是醇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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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勾决前一天，亦竟无恩旨。那就只有等到行刑那一天，看看能不能发生刀下留人的奇迹？倘或唐家祖宗有德，这年免死，就算多活两年。因为明年皇帝亲政，事同登极，可望大赦天下，停勾一年。如果后年大婚，则再停勾一年，便起码有三年可活了。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立山跪下还礼，扶起唐我圻说：“尊大人的罪名是判得重了些。现在我可以替你托一个人去试试看。不过话说在前面，所托之人肯不肯，以及了以后，有何结果？都不敢说。万一不成，你不要怪我。”

第三天所得到的回音是，所托的人，已经肯了，但有何效验，不得而知。

到了天亮，提牢厅的司官来了。刑左侍郎薛允升虽跟唐炯不和，刑的司官对他却很客气，一则是他原来的督抚分，再则是逢年过节的红包，三则是两年“作客”日久生情。因此，并未为他上绑，让他穿大褂，没有的帽，坐上他家所预备的蓝呢后档车，直驶菜市。

这天菜市看闹的人特别多，因为自从杀过肃顺及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后，菜市有二十多年没有杀过红的大员了。前两年李鸿章、盛宣怀想卖招商局时，因为是建忠面跟旗昌洋行办的涉，所以被指为“汉”盛传将朝服斩于市，亦曾轰动九城，将菜市挤得满坑满谷。结果大家扑了一场空，建忠本就没有被逮。而这天大概要杀唐炯，事决不假，并且要杀的大官不止唐炯一个，还有一个同案的赵沃，大家都要看看这个说尽了已经病故的广西巡抚徐延旭坏话的三品员，跟戏台上言大而夸的谡，可有些相象？

慈禧太后因此大为不悦，召见醇王，说他为堂官蒙蔽。同时又谈到不办洋铜，而整顿云南的铜矿。这个消息一传，有人替系狱的唐炯兴，认为他的生路来了。

“是，是！立大人这样帮忙，我们父已经激不尽。尽人事而后听天命，如果立大人尽了力，依旧无济于事，那就是再也不能挽回的了。家父果真不测，他老人家在泉台之下，亦是记着大恩的。”说着，下泪来，又趴在地上，重重磕了两个响，然后起取一个红封，双手奉上。

立山不等他开，便连连摇手：“此刻不必，此刻不必。”他说“事情成功了，少不得跟老兄要个两三千银，各开销开销。事情不成，分文不敢领。”

话说得太率直，醇王大起反，认为制钱的使用，有各方法，决不致引起市面混。接着又提到王安石的变法，法并不，只是无谓的阻力太大，以致不能畅行其法，引经据典，论古证今，虽不能自圆其说，但要驳他却很困难。

反复研究，最后终于有了成议，筹款照筹，洋铜照购，购到以后，在天津、上海两地用机鼓铸，铸成存库，三年以后，察看情形，再定行使之法。

唐炯是因为中法战争中，在云南擅自退兵，被逮到京，定了斩监候的罪名。转冬至将至，如果“勾决”在内，便活得不多几日了。

唐我圻自是执意要送，而立山执意不收，最后表示，如果唐我圻一定要这样，他就不敢这件事了。听得这话，唐我圻才不敢勉。立山送客门，约定两天以后听回音。

赵沃的待遇就远不如唐炯了，脖上挂着“大如意锁”在北半截胡同的席棚下席地而坐，唐炯是坐在官厅一角。正面坐堂皇的是军机大臣许庚。他的本缺是刑右侍郎，勾决行刑之日，照例由这位刑堂官与刑科给事中监斩，此时正在等候京畿御史赍来勾决的黄册，便好下令开刀。

话是一针见血之论，然而醇王亦是打着如意算盘，满心以为三百万银的洋铜，可以铸成值六百万银的制钱，一转手之间，凭空赚了三百万银，修园就不须再动用海军经费，岂不大妙？

将近正午时分，宣武门内来了一匹快，却不是赍本的京畿御史，而是个军机章京。只见他直到官厅下，疾趋上前，向许庚请了个安，站起来说：“张中堂关照我

唐炯系狱已经两年，去年不在勾决的名单之内，得以不死，但亦未蒙特赦，所以看样这一年是逃不过的了。他本人倒还泰然，这年夏天在狱中，写了一自己的年谱，一切后事亦早有代。不过他的家族亲友，当然还要尽营救的全力，尤其是整顿钱法的诏旨一下，有了一线生路。因为唐炯在四川服官多年，久有练的名声，以后为他的同乡前辈丁宝桢重用，整理川盐，颇著成效。再则，他又当过云南的藩司与巡抚，如果能用他去经理铜矿的开采与运输，可以说是人地相宜。而且云南采铜所下的本钱，一向是由四川盐税项下拨给，凡是这“协款”钱的省分，总是万分不愿，想理由来拖延短解，而如唐炯在云南，四川就很难耍什么样去“赖债”了。

这一来翁同龢只有着，答应下来，就去看阎敬铭谈钱法。阎敬铭大不以为然，简单扼要地指，行使制钱，必先收回大钱。私铸的大钱，分量极轻，尽以输官府，岂不是白白便宜了民，苦了小民？同时京师钱铺，以“四大恒”为支，维持市面，功不可没。收大钱、行制钱，造成动“四大恒”恐怕支持不住，那时市面大，将成不可收拾的局面。

阎敬铭执持不可，说值六百万银的制钱一发去，钱多银少，必致钱贱银贵，用制钱的是升斗小民，用银的是达官贵人，结果苦了小民，乐了贵人，那就要天下大了。

冬至将到，勾决期近，唐炯的同乡亲友，都已在替他备办后事，而他的家人还不死心。唐炯的两个儿唐我墉、唐我圻都在京里，每天钻觅，想保住老父一条命，却是到碰，最后碰一条路来了。唐我圻经人指，备办了一份重礼，特地去拜访立山，磕求援。